1927年“四·一二”事变与“七·一五”事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敌人的猖獗一度给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活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在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至上海后，更感到工作十分困难，难以开展。
        严酷的现实使中共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尽快建立与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孙子兵法·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非智者不能用间”。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复杂激烈的军政斗争中，各个有为的军事政治集团都是非常重视“用间”工作，有许许多多“用间”的事例与成功人物。而当时领导中共的共产国际与苏俄共产党，更是十分推崇与实施情报工作，从“契卡”到“格别乌”，建立了多种庞大的的情报机构，影响世界、威震一时。中共中央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用间”和苏俄的情报工作的经验，着手组建中共最早的情报与保卫机构。
         中共中央将这项重要而又艰险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负责军事工作与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早在1926年11月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就派遣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赴苏联海参威，学习政治保卫工作。此三人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情报与保卫工作的最早的骨干力量与领导人。1927年4月，中共中央迁驻武汉。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不久转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部长，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周恩来在其所主持的中共中央军人部（军事部）中，专门设立了“特务工作处”， 负责人有顾顺章、王一飞、聂荣臻等，驻地在汉口余积里12号，下设特务、情报、保卫和匪运等四个科，担负情报、联络、保卫和收编土匪武装等工作。无疑，这个中央军人部（军事部）“特务工作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情报与保卫机构，为不久以后“中央特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周恩来在1927年7月底、8月初到南昌领导“八一”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周恩来经香港，于1927年11月初到达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增选周恩来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原军人部部长）兼中央组织局代主任。
        192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会议，根据“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精神，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对中共中央情报与保卫机构进行整顿，将原有的中央军人部（军事部）“特务工作处”改组为“中央特科”，积极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搜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筹建秘密电台。
        中共中央决定，将整顿与迅速组建中央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的任务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接受了中共中央交给的迅速组建中央保卫机构的新任务后，从1927年年底到1928年初，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一支坚强、精干而又严密的中共中央情报与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科”，下设两科一队。第一科主管总务，第二科主管情报，一队为行动队，中共内部习称“红队”。中央特科的日常工作由顾顺章主持。1928年初，陈赓奉命调入中央特科后，协助顾顺章主持特科工作。
         1928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曾特地举办秘密工作学习训练班，培训“中央特科”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与秘密工作纪律的训练，教以如何坚持白区地下斗争，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同时传授各项秘密工作技术与行动技术。周恩来、恽代英等中共领导人亲自给学员讲课。
        周恩来在逐步建立健全秘密工作制度的同时，着手改变党各级机关的活动方式，实行“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为中共情报与保卫部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六大”上，主持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有关专题报告。中共六大通过有关中共情报与保卫工作的相应决议，责成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周恩来、顾顺章等人，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模式，与社会各阶层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建立联系，同奸细和叛徒作斗争，监视秘密接头地点，建立全国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尽可能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合作。
         中共六大后，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中央特委），由周恩来、向忠发与顾顺章三人组成，领导与指挥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央特委为决策机构，中央特科为执行与行动的单位。
         向忠发原是武汉的一位渡船工人，龄近五十，文化知识与领导水平都不高，在1928年6月中共“六大”上凭工人出身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在中央特委一直是挂名不管事。
         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决策人与灵魂。他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临近黄浦江的外滩附近开设一家“松柏斋古玩号”作为职业掩护，以“伍豪”、“伍老板”的化名与身份在社会上活动，秘密主持中共中央的军事、组织等许多重要部门的工作，并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改组与建立，指挥中央特科的活动。
         顾顺章是上海郊区宝山人，1907年2月12日生，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头出身，身体壮实，有一身好武艺，还善魔术，曾在上海斜桥路22号附近以其艺名“化广奇”开设魔术店；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展露头角；后奉组织指派任苏俄住华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Michael M Borodin) 的卫士。在1926年11月，他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陆留一道赴苏联海参威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后被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1927年“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回到上海，参加中央特委，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化名“黎明”，代表中央特委主持中央特科的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特科第三科，即行动科的负责人。他曾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的一些骨干成员，被他调入中央特科行动科属下的“红队”工作。
        中共“六大”后，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带回了一个关于特科工作的提纲，其中提出了“三个任务”和“一个不准”，即第一个任务是搞情报，搞与当中央机关安全有关的情报；第二个任务是惩处叛徒；第三个任务是各种特殊的任务，如筹款等；一个不准是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周恩来从此成为中共情报与保卫工作战线的统帅。
         随着斗争的发展，中央特科也从二科一队发展到四科一队，人员增多，机构健全而又严密。第一科为总务科，第二科为情报科（陈赓、李克农等），第三科为行动科，第四科为交通科（李强、吴德峰等）。一队就是红队，称“红色保卫队”，又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归特三科指挥。